皮囊

作者:蔡崇达

    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。为了争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机会,也为了节省路费,我主动请缨,春节留守社里,不回老家。

    独自一人在老家过年的母亲显然不理解这样的决定,电话里横七竖八地唠叨着。等糊里糊涂地挂完电话,就已经要跨年了。

    我准备关机,煮碗泡面加两个蛋,就当自己过了这个年。

    电话却突然响了。

    是厚朴。

    “抱歉啊,那段时间没接你电话。”这是厚朴接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你后来怎么没来北京?”

    “我没钱,不像你那样会规划着赚钱,你知道我野惯了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时间里,他和我绘声绘色地描述,自己被劝退离校时,整个学校围观着送别的场景。“我把行李拖着,拖到校门外,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?我坐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型个人演唱会。整个学校掌声雷动,可惜你不在现场。”

    说完这个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样,一下子泄了一口气:“和你说个事,你别告诉别人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了?”

    “我觉得我生病了,脑子里一直有种声音,哐当哐当的,好像有什么在里面到处撞击。”

    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是不是打鼓打多了?”

    “不是的,是从离开学校开始。离开学校后,我试着到酒吧找工作,但是,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。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打鼓了,就来来回回住在几个朋友家里,蹭口饭吃。”

    我一下子确定了,厚朴在那段时间过的是如何的生活:因为外部的挫折,他越来越投入对梦想的想象,也因此,越来越失去和实际的现实相处的能力。

    “你不能这样的,要不我让谁帮忙去和学校说说话,看能不能回学校把书读完,这段时间你也学我攒点钱,来北京。”我以为,我在试图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。

    厚朴突然怒了:“你是不是还想,让我像大一那样去工地抡石头啊?我不可能那样去做了,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把我当失败者,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开阔。我们是不是好朋友,不要假装听不懂我的话,你能不能出钱让我来北京看病,你愿不愿意帮我?”

    我试图解释:“厚朴,正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,这一趟来北京的钱不是问题,问题是……”

    话没说完,他电话就挂了。

    我再打过去,就直接关机了。

    我说不上愤怒,更多的是,我清楚,目前的自己没有能力让厚朴明白过来他的处境。

    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,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,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,不可能再低下身,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。他不知道,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。

    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,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,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,所以唯一的办法,就是紧张、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。

    或许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电话的原因还在于,他敏感地觉得,现在的我,是映照他失败的最好对比。

    同学们都不知道厚朴的确切消息,只是断断续续告诉我,他偶尔突然偷溜回学校,抨击一下学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,调戏下小学妹,拉大家喝几瓶啤酒,就又再消失。有人在某个酒吧看到过他,也有人看到过他在马路边弹吉他,想获得些资助。

    我从辅导员那里要到厚朴父亲的电话,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这世界的真实逻辑。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乡村英语老师,讲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腔调,像老外在说中文一样。他告诉我:“没事,就让他闯闯,失败了,也当作是让他发泄发泄,他得把内心的欲望抒发完成啊,要不这一生就浪费了。”

    我一下子明白,为什么厚朴有着那么着急、仓促,同时强烈而又真挚地拥抱世界的想象——这样的父亲帮不了厚朴。

    实在没有办法,我最终试图找王子怡帮忙。她淡淡地说:“哦,厚朴,好几个晚上拖着把吉他在我家小区里半夜唱歌,发酒疯说他如何爱我,被我父亲叫警察把他带走了。他真是个——”

    我知道她想说什么,我不想听到那个词语,在她还没说出口前,赶紧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对厚朴的担心,很快被每天日常琐碎的各种滋味淹没。

    在正式毕业前,我如愿地被杂志社录用。为了参加毕业典礼,我回了一趟大学。希望这次回去,能见到厚朴。

    打开以前宿舍的门,里面确实出乎意料地干净。听同学说,厚朴在临走前,擦拭干净了每一个角落。他们不解厚朴的这个行为,其实我也不理解。

    让人意外的是,除了带走一把吉他,厚朴把整套乐器都留下来了。他跟同学们说,这是留给以后来这所学校,同样怀有梦想的人。

    我大概能感觉到,要离开学校时,厚朴内心里那复杂的滋味。

    以前读大学的时候,总觉得这城市格外的小,就是一条主干道,衍生出几条功能迥异的路。然而,当它藏住一个人的时候,就变得格外的大。

    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几个酒吧,也只有九一路上那两三家乐器行。厚朴藏身的地方确实不多,但直到回北京前,我依然没能找到他。

    然而生活必须继续,就像是个话剧演员,我必须在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后,继续扮演起在现实生活中苦苦争取来的角色。

    我就这样告别了那座城市,告别了学校,也告别了厚朴。

    北京果然像只巨兽,从飞机一落地开始,就有各种触须攀爬而来,把你卷入一个个事件、一个个挑战、一个个故事和一场场悲喜中。这众多事件,这众多悲喜,厚厚地、一层层地包裹着你,让你经常恍惚,觉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,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了。

    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,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家乡当起了老师,偶尔有些来北京进修或者补习的。我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北京的人,自然成了他们的驻京接待处。

    我没再刻意去打听厚朴的消息,但来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——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,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,勉强证明,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因。

    据说厚朴流浪到最后,没有朋友收留了,借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,就被他父亲来城市接了回去。

    为了他的事情,厚朴的母亲和父亲吵了很凶的一架,最终母亲的主意占了上风。在母亲的努力下,一些关系得到疏通,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去教书。教的课据说很杂,有语文、政治和音乐等。

    不知道为什么,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我经常会在忙到大脑快抽筋的时刻,突然想象,在一个小村庄里带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。在我的想象里,他还是那样激情四溢,还笑开着两颗小虎牙,而村子的阳光,能把他的脸再次照出那种动人的透亮感来。我总会边想象,边自己开心地笑。

    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,是我自己。

    糊里糊涂地,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。一个很平常的晚上,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:“你这周末能回来吗?一起去趟三明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去三明?”我没反应过来。

    “厚朴死了,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。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,要不要也去送送他?”

    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,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。

    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,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:到村里教书的厚朴,一开始有些寡言,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,但慢慢地,他不断和家里人说,脑子里有个声音,哐当哐当的,像是有只怪兽,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。一开始,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,渐渐地,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,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,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,撞得头破血流。

    课最终是上不了了,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,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。

    自杀的前一周,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:我能去北京看病吗?

    他父亲拒绝了。

    这几年,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,也耗尽了这个父亲最后的耐心。

    班长还在感慨:“我们要多珍惜彼此了,生活是个漫长的战役,他是我们当中阵亡的第一个人……”

    我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。

    厚朴的父亲不知道,同学们不知道,王子怡也不知道,但我知道,住在厚朴脑子里的怪兽,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个过度膨胀的理想幻象。我还知道,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医的地方,还是他为自己开出的最后药方。

    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,迅速在胸口膨胀。张了张口,试图想发出点什么,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。我这才意识到,这几来年,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,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,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。

    大学四年,毕业工作两年,我一直控制着自己,没学会抽烟,没学会喝酒,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。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,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,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。

    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?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?

    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。

    不想哭,内心憋闷得难受,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,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,然后不断深深地、长长地叹气。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,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,但终究没能被消化,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。

    也就是在那时候,我突然察觉,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。

    或许,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