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囊

作者:蔡崇达

    因为在报社兼职有了积蓄,也因为兼职的活太累、太需要好的休息,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“夜夜群体激情”,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,租了一个房间。

    搬家那天,厚朴突然有种被抛弃感,甚至有种警惕:你不认同我了?或者吵到你了?

    厚朴担心的显然是前者。

    我解释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强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。厚朴似乎依然还想得到我的认同,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办法,只是反复问:“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吧!”

    “当然!”我回答。

    “但是你真的不是因为不认同我?”

    我实在不想来回绕,也突然想到,这何尝不能成为我换取稿费的一个选题:“校园乐队青年和他的热血青春”。采访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对他认同的证明吗?所以我说:“对了,不如我采访一下你吧,你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
    他愣住了,然后马上开心地笑出了那两颗著名的小虎牙:“真的啊?我太高兴了。”

    于是我顺利地搬离了宿舍。在我搬离后,厚朴认真地用油墨笔写上“神游阁”,严肃地贴在宿舍大门上。

    在我搬离宿舍的第三天晚上,凌晨两点,厚朴打通了我的电话。

    “你在干吗?”他问。

    我知道是他有话想说:“什么话说吧。”

    “我刚那个了……”

    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我实在不想把这对话继续:“晚安吧。”

    他着急地嚷着:“别挂电话啊——”在电话挂断前,我听到他在那兴奋地狂嚷着:“这样的青春才有意思啊,才有意思啊——”

    即使我没怎么去学校,还是听说了厚朴足够夸张的事迹:一周换三个女朋友;在学校外的饭店里和人打架;在上当代文学课时,直接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,跳上讲台演唱自己写的歌……甚至,还有一次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人的面和一个男同学接吻,用那种一贯的宣誓口吻说:我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。

    学校辅导员终于忍不住了,打电话到厚朴山区里的那个家。没想到的是,厚朴的父亲,那个著名的乡村英语老师,听到这一番描述,只是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我不禁开始揣测,或许厚朴是他父亲自认为未尽兴的青春,在新一个肉体上的延续。

    最后辅导员找到了我,希望我从未来的角度劝说下厚朴:“谁没青春过啊?但得有个度。你比较成熟,知道这样下去厚朴的档案里有这些,他以后会吃苦头的。现实的生活就是很现实的……”我知道辅导员的好意,他说的话我也认为在理。但我知道自己劝说不了厚朴,我们能成为好朋友,或许正因为我们是相反的人。

    然而,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    闹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来了。更想不到,让他安定下来的女孩会是王子怡。

    王子怡在学校里也算是名人,有名的原因不在于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,而在于她的父亲——据说是市委秘书长。这样的传说,没有人当面问过,但是学校的老师,在她面前也总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。

    对这个学校的人来说,王子怡始终是面目模糊的。除“秘书长的女儿”之外,她似乎害羞、傲慢,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歪着头,似乎看不到任何人。许多人本来是那么笃定,王子怡应该是与厚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。王子怡所属的世界,充满着的,应该是家里也同样握有权势的继承者,或者钻破脑袋想往上爬的凤凰男。王子怡似乎就应该属于同学们心目中又土旧但又让人嫉恨的圈子。

    但王子怡却成了厚朴的女朋友。

    得知这个消息,我确实也吃了一惊。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,这也是厚朴。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,但转头一看,却发觉,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;才发觉,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。在这个意义上,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,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,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。不过这一点,或许厚朴也不自知。

    在我看来,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: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,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。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,或者说,来神游阁的其他人,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,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。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,来的人就少了。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“来自旧世界”的王子怡,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,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,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。

    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。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“世界”: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。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。

    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,她就不请自来了。没说什么话,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,到处认真地搜索。停留没一会儿,就走了,下午再来的时候,带来了一床棉被、一副蚊帐、一个枕头、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。我愣在那,来不及拒绝,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,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。

    然后她坐下来聊天,说,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。她说,父亲交代,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,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:“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,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。”

    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,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,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。从得失的角度,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。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,没有娇养的气息,没有功利感,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、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。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,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,我慌乱地、笨拙地催她离开。

    等静宜离开后,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。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,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: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,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。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,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。

    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,我没搞清楚,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。我也没把握,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,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。

    我没预想到,厚朴在学校里,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。大三一开学,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。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,偶尔还会私下讨论,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。他们甚至会回溯:“你看,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,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,最蹊跷的是,他明明不会唱歌,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。”

    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。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,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,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。然后,在大三期中考前,“世界”乐队又要开唱了。

    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,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——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,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,多层次全方位——学校电视台、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,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,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。

    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,其他队员分列两侧,“世界”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,演唱会的主题是:“关于理想,关于青春”。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,但可能是有化妆,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。

    演唱会的那天,我因为在报社加班,最终缺席了。听同学说,状况奇差: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,就坐了两三百人,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。

    第二天我回到学校,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×,上面还留着一句话:“官养的乐队有劲吗?”

    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,学校里的这种乐队,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,是所谓“自由的感觉”。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。

    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。演唱会后的第二天,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“世界”乐队半版的报道。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,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,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。

    报纸里,记者问: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?厚朴回答: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,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。

    报纸出来,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。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,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。

    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,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。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“带坏”,并到学校投诉。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,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“激烈的恋爱行为”,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“领导”,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,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,不让厚朴入党等等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。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:“你本来不应该是——”。比如,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,在这难受什么?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,少了助学金会死啊?

    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。按照我的规划,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,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,但据我所知,一般而言,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,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,而一年就只有三次“四个月”,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。何况,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,我必须攒够经费。

    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,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。剩下的时间,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,散散步。

    大三下学期,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,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。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,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。我问她,逛街干什么?她红着脸说:“想拉你去买衣服。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。”

    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
    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,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。让我经常愧疚的是,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,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,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。

    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,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。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。当时我认真地想,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