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囊

作者:蔡崇达

    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,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——据说用这么个仪式,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,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——就这样,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。时间是晚上的十点。

    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,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,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,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——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,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,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。

    他倒是超然,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,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:“这不回来了,小问题,哭什么?”

    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,很多人听来,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,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,大家跟着笑了。

    看上去不错的开始。

    折腾到一点多,人潮终于散去,父亲这才露出真实、窘迫的样子。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,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,腾挪不及,气喘吁吁。

    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,笑着说,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,竟然重了许多。而我心里想的则是,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,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。我开始掂量着,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。

    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,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,气氛却愈加紧绷。

    在父亲到泉州、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,除了假期的探望,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。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,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:手术的需要,头发被剪短了,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,均匀地干瘪下去——说不出哪里瘦了,但就感觉,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。

    从他回来,到他开始“接待”访客的那两个小时,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: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,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,没说几句话就喘。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,那个讲话很大声,动不动脏话满口,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,却一直找不到。

    是他先开的口,嘴里混浊的一声——“你好吧?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。

    他先笑了:“没事,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。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,张了张口,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“摩托车这么久没开,还在吧。等我好了,再给你买一辆,我载着你母亲,你带你姐姐,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。”

    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。父亲还想回到过去,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。

    然而第二天一早,他就摔倒了。

    当时母亲去买菜,我听到沉闷的一声,跳下床,赶到他房间时,他正倒在地上,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。见到我,着急解释,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,早上想马上坐直身,起床,一不小心,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。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。说着说着,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。

    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,我不习惯看他哭。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,死命去拖他。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,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。他也死命地出力,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,终于还是失败。

    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,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。他笑着说:“我太胖了,几个月不动就胖了,你别着急,我慢慢来适应。”

    他小心地支起右腿,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,用力一站,整个人是立起来了,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,直直往右边倾倒。

    我恐慌地冲上前,扛住他的右身,但他的体重获胜了,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。

    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,好久都没说一句话,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。

    最后,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,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,那个笑,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。

    我因此开始想象,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,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。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,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。

    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,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,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,我体会到窘迫、羞愧,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。走路到一半的时候,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,拿筷子夹菜的时候,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。因而在那段时间里,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。摔出的一个个淤青,攀爬在身体上,疼疼的,麻麻的,我又会突然想,父亲的左身,连这个都感觉不到。

    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,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,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。戏码的剧本不知道,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,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。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。

    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,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,她捏着嗓子笑着说,你看,你怎么像小孩了。自己仓促地笑完,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。这个笑话很不好笑,但她必须说。说完之后,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——那是全家人的生计。

    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,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,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——喂父亲吃饭、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、帮忙做饭。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,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,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。

    而我,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。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,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,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,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,出现在他们的身边,有时,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,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,像念台词一样,字正腔圆地说出来。

    这样的戏码,我们自己都察觉到,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,该是多么的不自然、蹩脚甚至可笑。作为不专业的演员,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,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,唯一的观众——生活,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,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,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,甚至加进很多戏码,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。

    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,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,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,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,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,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。那天下课,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,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,一个人呜呜地哭。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,假装没看见,仓皇地逃回家里。

    姐姐做饭慢了点,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,她一看到我回家,把我拉到一旁,嘟着嘴,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    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。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,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,反复挫败。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,他看着拐杖,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,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。

    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,他瞄得不太准,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,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,倒在地上。

    然后是姐姐的尖叫、我的发怒、父亲的歇斯底里,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。

    很烂的剧情吧?把母亲扶上床,把姐姐安抚好,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,把他扶回房。关门的时候,我对着空气这么问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,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,然后我问了第二句:故事到底要怎么走?

    当然没有人回答。

    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。我知道,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,按照这套逻辑,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,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。

    我也知道,这套逻辑,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——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,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,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,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,不可能被消解,也不能用猛药一冲——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,堵塞的是其他东西,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。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。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。

    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,它小小的,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,像一条鱼的嘴。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,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。

    我还知道,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,越努力坚持,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。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,因为,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。

    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,让全家进行下去。

    那时即将入秋,有天晚上,他兴奋地拉住我讲,他明白过来了,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。“我不断活动,活血冲死血,冲到最后,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。”我表演得很好,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。

    在这个想象下,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。他第一天试验,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,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,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,拿着饭,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——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,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。

    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。“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。”他和我说。

    第三天,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:早上八点出发,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,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,吃完饭,休息一个小时,大概一点半出发,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,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。晚上则是在家里,坚持站立,训练抬左脚。

    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,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。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,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。

    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,为他准备好三餐,并且按照他希望的,每餐要有蛋和肉——这是长力气的。他常常说,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,吃了肉和蛋,就马上扛得起了。现在他想扛起自己。

    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,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。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,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,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,疲倦但美好地睡去。

    我们享受这种快乐,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。父亲心脏手术一次,中风两次,住院四次,即使有亲戚的帮助,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。